新浪財經訊 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舉行。在題為《普惠金融：探索農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的分論壇上，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還要走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道路的話，是行不通的。農村信用合作金融、商業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應更加明確。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農村，走合作經濟的道路，真正走向生產合作、銷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合作道路，是未來的方向。

　　同時，吳曉玲透露，目前正在山東試點農民信用互助組織，該組織最大的特點是沒有資金池，與商業金融機構上下對接，是批發和零售的關系。 

　　發言實錄：

　　吳曉靈：謝謝主持人，能夠有幸來參加博鰲的這場論壇，我感覺到非常高興。也想借這個機會，把我三十多年來對于農村金融改革的一點體會跟大家分享。 應該說，我從1984年當初第一次提出農信社脫離農行開始介入到了農村金融改革，我們國家對于農村金融體系所定位，我認為從一開始是對的，就是要建立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結合的農村金融體系。 但是三十多年走下來，我認為在實踐當中還是有很多的誤區。剛才正如李揚院長所介紹的，農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但是農業又是一個弱勢的多風險的行業。在這個行業當中金融怎么樣來切入，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郵儲銀行定位在農村發展是近幾年的事情，在很長一段時間農信社和農業銀行是我們國家在農村金融服務當中的主力軍。但是農行的商業性和農信社的合作性，在這些問題上怎么妥善處理，我認為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道路。 從1984年要求農信社走“恢復三性”的道路，這一輪是2003年開始，就是說中央銀行花了1600億央行[微博]票據來幫助農信社擺脫歷史的包袱，輕裝前進更好地為農村服務，當初確定的方向還是希望農信社走合作金融的道路。但是三十年地實踐，我的結論是夢碎合作。 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國家從1958年把農信社變成了國家銀行的基層金融經營機構以后，到現在要想回到真正的合作制是已經不可能了。我認為農信社由于植根于農村，我希望它還是更好地就走商業化道路、股份制改造。但是這種股份制改造，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業銀行可以實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它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走了股份制道路，但是服務的對象還應該是農村為主。我想一會吳理事長會做一個很好地詮釋。 但是中國確實是需要信用合作，特別是小農經濟難以適應社會化的大生產。我們農村的集約化生產兩條道路，要不然走大農產道路，要不然走合作經濟的道路。就是農戶合作在一起，中國的土地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決定了走大農產的道路非常有限。家庭農場，我認為規模也有限。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把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小農，能夠走合作經濟的道路，真正走向生產合作、銷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合作道路，我認為是未來的方向。

　　但是，這個全新的信用合作，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之下，已經不能夠走歷史的道路了。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存在的信用合作社都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但是中國因為從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們就用行政的力量，已經把金融服務，特別是存款服務、結算服務鋪到了鄉鎮。這方面的服務我們是很先進的，因為沒有宣傳到。 他們覺得中國沒有普惠金融，其實中國的金融機構不計血本地深入到了鄉鎮，這是很多國家所不具備的。我們當初的信用站基本上在每個村里面，但是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商業可持續。這是我們計劃經濟的指導思想所造成的。

　　我認為在中國這樣的金融環境下，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還要走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道路的話，我認為此路不通。我個人總結了三十多年來從事農村金融的經驗教訓，這一次山東的郭樹清一塊合作，在山東設計了一種新型的農村信用互助，就是農民信用互助組織。這個組織最大的特點是沒有資金池，因為時間關系不能點開說。 它和商業機構關系是什么呢？像現在的農信社、農業銀行、郵儲，都可以作為農民信用互助組織的開戶行、業務輔導行、行為監督行和資金批發行。我們國家應該形成一個商業金融機構與互助金融機構上下對接、批發和零售的關系。其實這種模式我認為比較適合中國現代目前的情況，這是商業金融的定位。 商業金融決定了不可能把分支機構鋪到這么下的下層去，因而采取這種零售批發的模式，是比較好的。但是農村的弱勢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沒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的。因而還有一個腿，就必須要做好財政的扶植工作，就是在農村政策金融的支持。 我就簡單說一下，我們國家在農村的金融體系當中，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應該更加明確，形成合力，才有利于形成一個為農業發展服務的金融體系。